撰文/石婉瑜
前言
近年在全球暖化與都市化的雙重影響下，都市地區的夏季越發令人感到燠熱難耐，連帶引發健康、產業、能源等危機，以及高溫風險和綠地分布不均…等有關環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探討，引起各國學者重新審視過往都市土地的發展政策是否有計畫或不經意地造成環境及社會經濟資源集中在原本已相對優渥的地區，而使弱勢族群處在高溫風險較高且調適資源缺乏的境況之下。奠基於這樣的背景脈絡，國立臺灣大學防災減害與韌性學程的「綠．韌性研究室」針對臺灣北部地區，進行了一系列高溫不平等的研究。
研究的初步結果顯示，臺灣北部的都市發展具有區域獨特性。雖然不似部分歐美城市因種族政策的歷史而造成空間規劃與投資差異，使少數族裔居住在綠地缺乏的高溫地區並在極端高溫下面臨更嚴峻的健康風險，但北部城鄉發展以台北市為核心產生衛星城鎮、城鄉移民等特徵，同樣影響著環境和居民的人口、社會、經濟結構，進而在高溫調適資源上產生空間差異(Shih, 2022; Shih and Ouyang, 2025)。近幾年北部的都市發展隨著交通建設向外擴張，一方面導致自然及郊區綠地大量消失與人口移入，另一方面都市更新也造就局部環境與人口的迭代，連帶影響到高溫風險的轉變。其中，綠地除了反應各地都市化程度，影響都市熱島的強度，往往也吸引人口移動，對於環境及社會調適資源的組成具有深刻的影響，以下摘要部分研究成果。
北台灣地區的都市化、綠地消長與升溫特徵
2009至2022年間，台灣北部地區（包含雙北、基隆、淡水、林口、桃園…等地）經歷不同程度的都市化。在此過程中，台北盆地以西的農林地區及以北的海岸地帶出現較為顯著的綠地喪失，主要反映近年來桃園地區的都市蔓延，以及林口新市鎮、淡海新市鎮及台北港的大規模開發。相較之下，台北盆地內部由於開發程度已相對飽和，綠地變動相對較小，僅新北市一側和盆地周邊地區（如關渡、社子、內湖等地）有較為顯著的減少。或許受惠於近年都市綠化倡議以及都市更新的成效，台北市中心和信義計畫區一帶均出現綠化增加的現象。
綠地的分布與變化不僅影響城市內部溫度，也決定區域升溫幅度的差異。以「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近期公告的網格化觀測溫度進行分析時，可以發現北部都市化地區無論在2009-2012年間或是2019-2022年間，夏季平均溫度都較1986-2014年基期更高，其中台北盆地在兩個時期的升溫幅度均較其他地區劇烈。當比較兩個區間的升溫分布時，出現了幾個較令人憂慮的現象：一是北北桃的暖化現象已跨過林口台地連成一片，區域綠地的降溫效應難以分辨；再來是台北盆地四周的主要河谷與海岸地區均有較高的升溫幅度；最後是位於盆地區的中和、萬華、中正、大同、中山等地雖觀測到綠地增加，但綠化所帶來的降溫效益已無法抵消其暖化的強度(Shih and Ouyang, 2025)。
綠化趕不上暖化
近十餘年來都市發展沿著淡水河、大漢溪、基隆河谷沿岸擴散，而淡水、八里、桃園沿海一帶也有許多建設。當作為自然風廊的河谷地帶以及海風進入陸地的海岸地區逐漸都市化時，利用風來調節夏季溫度的效果可能大幅減弱(Shih et al., 2024)。再加上台北及桃園間林口及龜山工業區的開發，進一步削弱了原有綠地的降溫效應，距離相近的都市之間缺乏足夠的自然綠地作為氣溫調節屏障，使得數個都市的熱島效應相互影響並加成。此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在同一時期的夏季，來自台北盆地北側、西北側與西側的風普遍造成盆地升溫；而由南側吹來的風則普遍較為涼爽。盆地南側的新店河谷由於腹地狹窄、不利開發，加上上游水源保護區的管制，整體林地保存較為完整，仍可調節區域溫度並生成冷空氣 (Shih et al., 2024)。
資料來源: Shih and Ouyang (2025)
高溫脆弱族群的時空分布
在面臨極端高溫及熱浪事件的時候，除了所處環境的溫度之外，受到健康衝擊最大的往往是暴露最多、對於高溫敏感但又缺乏調適資源的族群。截至2020年為止，台灣公共衛生學者在台灣的高溫健康研究約可彙整出14項經過驗證的因子(Shih and Mabon, 2021)。從中，我們篩選出7項具有空間分布意義的資訊，包括老年族群、原住民、低教育程度、低收入、獨居、行動障礙、勞力密集及戶外工作者等人口、社會、經濟因子，用以綜合評估2011年和2021年間各地區的高溫脆弱度分佈與轉變。
台北盆地的高溫脆弱度在兩個年度間均為最高，年時脆弱度最高的地點出現在萬華、泰山、三重境內，到了2022年，脆弱度最高的地點則出現在板橋、泰山、三重等地。在這十年間，台北市境內的脆弱度雖高但已經有明顯的下降，然而蘆洲、三重、蘆竹、淡水等地區卻呈現較大幅度的上升。整體而言有首都下降，但衛星市鎮上升的現象，顯示出區域間發展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衛星市鎮的脆弱度雖然升高，但近期都市更新及新開發地點則有下降，這可能與局部地區的縉紳化有關，反應環境改善帶動人口移動與社會經濟結構轉變此一動態特徵(Shih and Ouyang, 2025)。
圖2 高溫脆弱度的分布與變化 (人口加權)
資料來源: Shih and Ouyang (2025)
社會經濟特徵決定綠地多寡？
那麼，高溫脆弱度較高的地區是否也是綠地稀缺的地點呢?這個現象在基隆、淡水海岸與桃園海岸地區並不顯著，但在台北盆地、桃園及林口都市化地區內則出現程度不一的負相關性，亦即部分脆弱度越高的地點有綠覆率越低的狀況(Shih and Ouyang, 2025)。然而稍早於台北盆地的研究也顯示，經濟優勢族群不必然居住在綠地較多的地點，反倒有可能受到其他教育或公共設施資源的吸引而選擇相對高溫而綠地缺乏的地點；反之弱勢族群可能分布在綠地較多的都市周邊(Shih, 2022)。
高溫風險的時空差異與演變
當以升溫幅度和高溫脆弱度進行高溫風險的綜合評估時，台北盆地內的三重、蘆洲、萬華在研究區間內都是風險較高的熱區。然而就風險增加的幅度而言，近十餘年來，台北市的中心地區多呈現風險下降的趨勢，降低最多的地點在信義、南港一帶。而位於盆地區的新北各地，則持續出現風險上升的趨勢，其中，三重、蘆洲、土城、中和、板橋等境內都出現4個標準差以上的增幅。這顯示三重、蘆洲地區的高溫風險具有長期且持續惡化的跡象，在制定高溫調適和環境改善政策時，相關地區應被賦予更高的優先順序。
圖3 高溫風險分布與變遷
資料來源: Shih and Ouyang (2025)
除了添綠，城鄉發展也需要落實成長管理
上述研究從綠地分布與消長觀察臺灣北部都市在近十餘年都市發展下所產生的都市暖化、人口及社會結構轉變，以及高溫風險的時空差異，從中可以發現幾個以自然解方調適都市高溫時需要正視的問題。當前許多地方政府致力於透過添加綠地以及劃設風廊來降低都市熱島效應，卻迴避都市擴張造成自然與郊區綠地消失的問題。因此，即便公園綠地的數量以及綠化程度看似逐年成長，卻無法抑制都市升溫更加快速的挑戰，於是產生綠化趕不上暖化的困境。以當前北部城市的發展趨勢看來，未來即便在人口成長減緩的狀況下，仍有更多農林地將被進一步開發，此舉將不可避免的弱化以綠地和風來的調節溫度的自然機制，畢竟自然解方的根本在於充足且健康的綠地系統與機制。
其次台灣北部以台北市為核心呈現獨特的高溫風險差異，近年的都市發展雖使台北盆地持續升溫，但台北市內因高溫脆弱度持續下降、綠化量提升，因此高溫風險雖高，但已有改善的趨勢。然而台北市以外的部分工業區與老舊城區則持續呈現社會經濟劣勢加劇與綠化不足的趨勢，顯示各種社會及環境調適資源主要集中在首都地區，反映區域發展差異所造成的高溫調適能力落差。也是思考氣候正義時須納入考量的課題。
引用文獻
Shih, W-Y., Ou-Yang, T-L. (2025). Evolving Heat Risk Inequality in Relation to Changes in Green Infrastructure of C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V134: 106883, Elsevier. DOI: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5.106883
Shih, W-Y., Lo, M-H., & Ganzorig, U. (2024). Downwind Warming of Cities? Inequal Heat Distribution Attributed to Winds.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V117: 105879, Elsevier. DOI: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4.105879
Shih, W-Y. (2022). Socio-ecological Inequality in Heat: the Role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a Subtropical City Context,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226: 104506, Elsevier. DOI: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22.104506
Shih, W-Y. and Mabon, L. (2021). Understanding Heat Vulnerability in the Subtropics: Insights from Expert Judg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V63: 102463, Elsevier. DOI: https://doi.org/10.1016/j.ijdrr.2021.102463
註1: 由於本文的高溫脆弱度採取人口加權，因此無論在脆弱度或是風險評估的結果容易忽略區域內人口較少的地區，未來在進行相關評估與應用的時候仍需參採其他加權方式與成果。
註2: 本文主要摘錄自國科會專題計畫「都市永續轉型與韌性建構–台灣北部都市化、綠基盤變遷與高溫韌性不平等評估」，計畫主持人：石婉瑜；計畫編號: (111-2621-M-130 -001) (112-2621-M-002 -023)；計畫年期: 08/2022~ 07/2025。
｜作者
石婉瑜
臺灣大學國際學院防災減害與韌性碩士學位學程的專任副教授，其研究聚焦於城鄉綠地與空間規劃，近年主要關注綠基盤（水與綠網絡）、高溫減緩、城市氣候與地方治理等議題。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取得規劃與景觀博士學位後，獲日本學術振興會 JSPS 海外特別研究員獎助，並在日本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院（UNU-IAS）永續都市未來組從事博士後研究。其求學與工作經驗遍及多國，對各地風土、自然與城市發展皆有深入觀察，並強調掌握國際環境變化是理解本地永續發展定位與挑戰的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