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環境長期缺乏完整生態資料，往往有重大的開發案時，才匆匆進行科學調查與分析，演變成了有開發才有資料的困境。近年來，政府雖然開始補助民間單位，或是配合政策逐漸累積環境資料，並建立資料庫，但由於單位多元，格式不統一，導致在環境管理運用時，困難重重。近年，國土計畫法推動時，就遇到了此狀況。 

更現實的狀況是，當代的決策，不得不同步考量社會、經濟與環境衝擊，是相對複雜的過程，但在此之前，如果連對於人文生態等環境資料都不足時，相關的決策都具有相對高的風險。

另一方面，臺灣透過非營利組織與公民自發紀錄與調查累積不少資料，近年更因行動裝置的普及，讓更多民眾可以快速取得資訊與地理位置；透過科學家的投入，建立相當豐沛的公民科學能量，逐漸形成一股監督與協助政府的民間力量。 但由於方法的限制，雖然可以提供名錄累積，但實際運用上也仍有侷限 。此外，臺灣非營利組織的組成，較少能夠聘僱專職研究人員，相關資料的品質仍無法更加科學化，學術單位也只能關注有限的地點與議題。上述原因讓投入的資源效果打折，也造成議題討論時各方認知的落差。

如果可以透過訓練讓公民參與科學化的監測，除了能增加有調查能力的公民數量、提升調查品質，更可以讓公民理解科學調查的極限性，使公共議題的討論可以更加聚焦。